占座霸座、越席乘車、禁煙區抽煙……類似的不文明行為，在鐵路列車上并不鮮見，且屢禁不絕。近日，全國人大代表朱麗平提出建議，希望將鐵路車站不文明的行為通過立法或者制定行政規章的形式予以明確，并將重點不文明行為納入社會誠信體系。

這一建議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通過法律規章的形式，對不文明行為予以明確，有助于進一步強化公眾對于違規行為的認知；將不文明行為納入社會誠信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對不文明乘客的威懾力，令其更好地遵守秩序。

“霸座”是對公民合法權益的侵害。這類不文明行為，已經困擾部分乘客很長時間。相關部門此前就推出了多種措施，例如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就聯合印發了《關于依法懲治妨害公共交通安全駕駛違法犯罪行為的指導意見》，提出對“車鬧”和“霸座”等行為依法嚴厲懲處。

但是，這一指導意見在具體執行層面似乎效果不彰，占座霸座并無視規勸的個案，依然屢見不鮮。鐵路乘警雖然理論上有足夠的權力對這些違法行為進行干預，但在現場執法過程中，往往更傾向于勸說，由于在狹窄的車廂內對其采取強制措施的做法存在諸多顧慮，一旦對方蠻不講理，就難免有些束手無策。

將不文明行為納入社會誠信體系，讓“霸座者們”成為失信人，加快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懲戒格局，相對于乘警采取強制措施來說，是一種有效的替代性執法手段。過去類似的處罰手段，僅限于在一定期限內限制行為人購票乘坐火車，懲戒力度相對有限。

不過，將重點不文明行為納入社會誠信體系，在執行上也有難點。一方面，由于處罰的力度明顯提升，增加了當事人的違法違規成本，因此，對于重點不文明行為的界定就需要更加審慎，執行的復雜性會有所增加；另一方面，信用懲戒的威懾力，未必能夠覆蓋到所有的違規人群，在高鐵上被占座的普通乘客，他們在事發現場的即時權益，可能仍然缺乏足夠的保障。

法律當然是強化公共秩序管理的有效手段，但要減少鐵路運營中類似的違法現象、減少乘警的執法壓力，在呼吁法律法規和社會誠信體系進一步介入的同時，還需要引入更多的配套措施。既通過多元的懲戒措施約束和震懾不文明乘車的行為，向公眾做出示范，也要不斷加強相關教育引導和社會監督，增強公眾的文明觀念和道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