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小小的健康證,載有辦證人進行肺結核、皮膚病等相關傳染病檢查的結果,以及檢查日期等信息,關系著公眾舌尖上的安全,更是公共衛生防疫中的重要一環。
持有健康證方可上崗,是從事餐飲等行業的硬性要求。食品安全法規定,從事接觸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產經營人員應當每年進行健康檢查,取得健康證明后方可上崗工作。《公共場所衛生管理條例》也規定,公共場所直接為顧客服務的人員,持有“健康合格證”才能從事本職工作。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西城檢察院”)在辦案過程中發現,部分嫌疑人主動聯系相關經營場所,為從業人員偽造健康證及體檢報告單。有的嫌疑人甚至偽造了健康證的核驗網站,在一些檢查中蒙混過關。
西城檢察院通過大量走訪調查發現,西城區甚至北京市餐飲等行業存在部分從業人員購買、使用假健康證的情況,健康證明的監管存在漏洞。對此,西城檢察院通過探索建立了偽造證照行政監管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開展類案監督,推動健康證明領域長效治理。
假健康證背后的“貓膩”
通過手機地圖App檢索北京城區有健康證明辦理需求的餐飲、洗浴等經營場所電話,主動聯系相關場所經理、領班是否需要上門辦理健康證,為相關人員偽造健康證及體檢報告單。2023年,西城檢察院第三檢察部辦理的一起偽造事業單位印章案件中,這是犯罪嫌疑人鄭某某的“攬客”手法。
“在我辦理的相關案件中,第一次發現這種情況。”參與辦理此案的西城檢察院第三檢察部檢察官助理王嘉成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類似行為總體非常隱蔽,“往往是第一次在這里辦過證的,后續才會相互介紹”。
案件材料顯示,鄭某某曾在外地開辦咨詢公司,為健康證體檢提供中介服務。“一般湊足10個人可以安排一輛車去體檢。”王嘉成介紹,“后來他們發現這樣賺錢賺得少,而且很麻煩,就開始辦假證。”
鄭某某等人仿冒的假證與北京市正規的健康證,肉眼看,區別并不大。為了使假證更逼真,鄭某某等人還配套搭建了一個“山寨”的驗證頁面,掃描假證上的二維碼,會彈出一個驗證頁面,和真的網頁幾乎一模一樣,“除非詳細對比這兩個頁面,一般的檢查人員也很難分辨”。
據鄭某某供述,辦一個假證,他能賺30-40元,每月收入在8000元左右。“每個月在他這里辦理假健康證的有二三百人,辦案人員通過證據材料發現,一些人辦假證是圖方便、省事,也有些人不滿足辦理健康證的身體條件,無法通過正規渠道辦證,本該被禁止從事相關行業,就這樣進入了市場,對公眾的衛生健康,存在較大的潛在威脅。”王嘉成介紹說,健康證的檢查內容主要包括病毒性肝炎、痢疾、傷寒、活動性肺結核、皮膚病等疾病。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偽造和使用假健康證都是違法行為。我國刑法規定,偽造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的印章的,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買賣或者使用偽造、變造的公文、證件、證明文件的,可被處以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處罰款。
目前,經法院判決,鄭某某以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兩個月,罰金兩萬元。判決已生效。
明察暗訪了解健康證辦理難點
“除鄭某某外,一些嫌疑人情節輕微,不需要通過刑事手段懲罰,由行政檢察部門統一向相關行政機關移送,對他們處以行政處罰。”西城檢察院第五檢察部三級高級檢察官白春林介紹。
健康證雖小,事關重大。“健康證與老百姓的健康息息相關,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的利益,對于企業來說,特別是連鎖餐飲企業,一旦因此出現食品安全問題,也會累及整個企業的聲譽。”參與辦理此案的西城檢察院第五檢察部檢察官助理趙子雄說。
此案被提上了西城檢察院檢察官聯席會議討論,然而檢察官們的看法不一。“對涉及該案的經營者來說,一些已經被處以拘留或其他刑事措施,是否還要進行行政處罰;此外,近年來餐飲行業流動性比較大,購買、使用假證的經營者、服務員很可能已經不在北京,檢察機關移送出去的線索就沒有實際意義了。”白春林說。
“主管領導建議去這些餐飲、服務場所,還可以去醫院,實地看看,健康證當時在實際的經營過程中,到底是怎樣出具、怎樣檢查的。”趙子雄回憶,年輕的檢察干警們周末去吃飯、理發、美容時,盡量和服務人員多聊天,“聊‘嗨’了以后問他們,辦不辦健康證,健康證怎么辦的?以消費者的立場,從生活化的細節去了解。”
歷時半個多月的暗訪讓檢察干警們掌握了不少一手信息。“一位女干警周末去理發時,一名服務員提到了辦健康證上門體檢,這背后八成是有貓膩的。”趙子雄解釋,醫院要在規定的經營范圍內營業,上門體檢超出了營業范圍,“更何況辦理健康證有個非常重要的項目,肺結核的檢查需要做X光檢查,上門體檢根本做不了。”
除了暗訪,還有明察。通過鄭某某聊天記錄中的線索,辦案人員找到北京某知名火鍋店的一名經理。訊問中,他承認,在店里做員工時,他就購買使用假健康證,到了一家新店當經理后,出于“方便”,他收錢為10余名員工辦理了假證。“這些新員工有的并不知道真的健康證的辦理渠道,就把錢和身份證交給經理。”趙子雄介紹,這名經理被處以治安處罰。
經過明察暗訪,西城檢察院發現,早在2022年11月,北京市衛健委等五部門發布關于《進一步做好預防性體檢開展從業人員健康檢查費用減免工作的通知》,明確自2023年起,相關從業人員可免費辦理健康證,但依然有從業人員選擇購買假證。
一個重要原因是正規的健康證辦理“太慢”。趙子雄曾和同事以從業人員的身份,去西城區免費辦理健康證的公立醫院以及收費辦理健康證的體檢機構走訪,“走了一遍辦理流程,發現健康證并不是當天就能辦理。有時上午人多,當天的體檢不一定能排上。體檢結束,有的通知3-5天來拿結果,而免費的公立醫院,因為來辦的人多,時間可能更久。”
“很多從業人員是外來務工人員,等待辦理健康證的時間要7-10天,相當一部分餐館等不管食宿,一天的房租加生活成本要100多元,這些外來務工人員還沒工作,自己要先花錢。出于節約成本的考慮,部分管理人員如經理、領班就會主動組織從業人員購買假健康證,節約時間。”經過走訪調查,檢察官們了解了部分購買、使用假證者的心理。
大數據比對破解健康證治理“堵點”
事實上,假證被購買使用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監督檢查環節“力有不逮”。由于北京市、區兩級未建立統一的健康證明數據庫,行政機關檢查時往往只進行“形式檢查”,假證亦可蒙混過關。
“據了解,目前不同醫院發放的健康證明形式并不統一,有的發放卡片并附有體檢報告單,有的就只發一張體檢報告單。即使有的證件印有二維碼輔助驗證真偽,也存在類似鄭某某等人制作的仿冒驗證網站,制作成本也比較低。”趙子雄介紹。
目前,北京各區都可以辦理健康證,并在全市范圍內使用。“行政機關查驗本區辦理的證件真偽相對方便,但一旦跨了區,就涉及區與區、醫院與醫院之間的數據堵點。”為此,西城檢察院探索建立了偽造證照行政監管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開展類案監督。
承辦檢察官通過全國檢察業務系統2.0的“案件查詢”模塊進行類案檢索,以“偽造事業單位印章”為關鍵詞進行篩查,同時與刑事檢察部門進行溝通,同步開展案件證據篩查工作,篩查刑事案件卷宗中的微信聊天記錄、快遞郵寄記錄、查封扣押文書材料等,初步篩查出健康證假證購買者的姓名、身份證號、郵寄地址等信息,形成“黑名單”。
另一方面,通過司法協助的形式,調取相應時間段內為醫院及體檢機構健康證運營系統提供服務的科技公司的后臺數據,主要包括合格人員名單(白名單)以及不合格人員名單(灰名單),通過將合格、不合格名單與黑名單碰撞,篩查出辦理過假證至今,仍未辦理真實證件的從業人員,特別是明知自己體檢未合格依然通過辦理假證從業的人員名單。
在初步篩查500余條健康證線索的基礎上,西城檢察院最終確定公共場所類健康證違規使用名單共計197件、餐飲服務類健康證違規使用名單150件。在線索篩查過程中,還發現了涉及北京其他區買賣、使用偽造健康證線索,通過“偽造證照行政監管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向相關區的檢察機關移送線索,對偽造、買賣、使用假證行為進行全域全鏈條治理。
今年3月,西城檢察院向兩家行政機關移送購假、售假線索。行政機關在收到檢察建議后,同步開展健康證明領域專項檢查,目前已查實處罰商戶41家,督促228名虛假健康證明購買者體檢、辦證,其中涉及多家知名餐飲連鎖企業。
“這228人中因體檢不合格,購買假證后從業的,只占了很小比例,絕大多數使用者就是圖省事兒,在行政機關的督促下,已經去辦理了正規的健康證。”趙子雄介紹。
“通過數字檢察,實現了刑事檢察和行政檢察的融合履職。目前,這一大數據模型已經通過了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的模型認證工作,下一步可以利用它對全市假健康證進行廣泛和深入治理。”白春林表示,接下來,檢察機關還將繼續與行政主管部門一起,就涉假線索移送、打通各方數據壁壘、建立定期協作會商機制等方面進一步開展工作。
“同時也希望通過行業協會組織,探索實現全市健康證體檢數據打通,真正破除這一壁壘。”白春林說,下一步,檢察機關將與相關行政機關形成合力、共同施治,全力守護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來源:中國青年報 記者 劉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