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敦煌位于甘肅省的西部，從自然地理的位置上說，正處在河西走廊的西部盡頭處。這里南接青海，西連新疆，自漢代以來一直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它的開鑿從十六國時期至元代，前后延續約1000年，這在中國石窟中絕無僅有。它既是中國古代文明的一個璀璨的藝術寶庫，也是古代絲綢之路上曾經發生過的不同文明之間對話和交流的重要見證。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保存壁畫4.5萬多平方米，彩塑2400余尊，唐宋木構窟檐5座，是中國石窟藝術發展演變的一個縮影，在石窟藝術中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窟內繪、塑佛像及佛典內容，為佛徒修行、觀像、禮拜處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洞窟分南北兩區：南區492個洞窟是莫高窟禮佛活動的場所，北區243個洞窟主要是僧人和工匠的居住地，內有修行和生活設施土炕坑、煙道、壁龕、燈臺等，但多無彩塑和壁畫。
敦煌石窟一名通常用以指莫高窟，是莫高窟、西千佛洞的總稱，有時也包括安西的榆林窟。敦煌石窟與山西大同云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并稱中國三大石窟。1961年國務院公布莫高窟、榆林窟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莫高窟作為文化遺產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歷史沿革】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為抵御匈奴，設敦煌郡作為邊防哨所。自漢武帝開通絲綢之路后，作為西陲重鎮的敦煌，成為溝通中原和西域的交通樞紐、絲綢之路沿線的商業中心，以及各種民族與文化交匯的場域。其中，佛教文化和藝術在內的中西文明在這里交匯、碰撞，這是敦煌石窟藝術產生的歷史根源。
莫高窟開鑿興建的年代，不同的文獻資料記載稍有出入。目前多數學者所同意的觀點是前秦建元二年（366）樂僔和尚在莫高窟創鑿洞窟，法良禪師接續建造。據武周圣歷元年（698）《李君修慈悲佛龕碑》所記載，“莫高窟者，厥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與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于二僧。”到北涼時期，此地已形成了小型僧侶社區。這些洞窟最初只是作為隱士僧侶的冥想修行之所，但后來發展為服務于附近興起的寺院。
此后，北魏宗室東陽王元太榮（本名元榮），北周貴族建平公于義先后出任瓜州（敦煌）刺史，受崇佛造像風習的影響，莫高窟開始發展。隋和唐前期，敦煌成為絲綢之路的主要商業樞紐和重要的宗教中心，莫高窟也進入鼎盛時期，成為各方的朝圣之地。這一時期，莫高窟建造了大量的洞窟，其中包括兩個大像龕。作為冥想的輔助，作為向不識字的人宣傳佛教信仰和故事的教學工具等，這些洞窟空間及內部壁畫與造像被精心營造。主要的洞窟通常由佛教僧侶、地方統治精英以及中原帝王等贊助人贊助，其他洞窟則由商旅、軍官和當地的人（如婦女團體）資助。
安史之亂后，建中二年（781）吐蕃占沙州（敦煌），在吐蕃贊普保護下，莫高窟得以繼續發展。大中二年（848）張議潮率兵起義，收復河西十一州失地，奏表歸唐。在張氏歸義軍政權統治的晚唐時期，張氏家屬及其顯貴姻親在此繼續修建。
乾化四年（914）曹議金取代張氏執掌歸義軍政權，曹氏家族統治瓜（安西）沙（敦煌）120多年，新建洞窟，還全面重繪重修前代洞窟和窟檐，在崖面上大面積繪制露天壁畫，使莫高窟外觀蔚為壯觀。
北宋景祐三年（1036）和南宋寶慶三年（1227）此地先后為西夏、蒙古政權統治，盡管仍有興造修葺，但伴隨絲綢之路失去重要作用和敦煌經濟蕭條，莫高窟已趨衰落。元以后停止開窟。
概括而言，莫高窟興于十六國時期，歷經北魏、隋、唐、宋、西夏而訖元代。
【主要景點】 
九層樓
第96窟窟外木構建筑之俗稱。唐代稱北大像。俗稱大佛殿。代表窟之一。敦煌石窟之第一大窟，建于初唐。洞窟直通崖頂，高40米，窟外有九層木構建筑，高45米。窟內徒壁無畫，依崖塑敦煌石窟中最大塑像(高33米)的彌勒佛像。高度僅次于四川樂山石刻大佛(71米)和四川榮縣石刻大佛(36米余)。在泥塑造像中，其高度則為全國之冠。
據P．3720《莫高窟記》，此窟及像由禪師靈隱及居士陰祖等于武周延載二年(延載無二年，應為證圣元年，695)建造。大像就崖鐫刻石胎，外敷草麻泥，然后造形上彩像身倚崖善跏坐，雙腿下垂，腳踏覆蓮，衣僧祗支及土紅袈裟，儀容端莊。五代后，因地震毀，同窟壁畫亦毀于此時。現存者為后代重修。由于原作石胎尚存，故原像的身材比例和基本姿態仍得以保持。1928年重修窟前木構建筑時，曾粧鑾大佛，彩繪僧祗支及土紅袈裟，并在袈裟垂裾邊沿繪清式云龍紋，非佛非俗。現存大佛雙手，為敦煌研究院于1986年重修。證圣元年武則天加“慈氏越古金輪圣神皇帝”尊號，洛陽造彌勒大像，此風隨之靡及全國，敦煌地區彌勒信仰亦隨之更盛，北大像即建于此時。窟外木構建筑共九層(俗稱“九層樓”)。
閣樓依崖就窟而起，下八層為五間六柱大型兩角窟檐，檐角上翹，有線脊，下垂風鐸(俗稱鐵馬)。第一層正對本窟巨型窟門，第四層和第七層各對洞窟明窗。第九層為八角頂，上豎3米高寶瓶，窟、像即以此頂相覆，三者共融一體。據P．2762《張淮深勛德記》及《宋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記》、1936年《重修千佛洞九層樓碑記》(此碑已毀，僅存錄文)記載，武周初建大佛時，樓為四層。晚唐乾符年間(874—879)，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重建，改四層為五層。宋乾德四年(966)沙州歸義軍節度使、托西大王曹元忠及其妻涼國夫人潯陽翟氏避暑莫高窟，將下兩層糟朽梁、柱拆換重建(上三層仍保存原建筑)。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敦煌商民戴奉鈺集資重修，改五層為七層。1928年，劉驥德等合莫高窟住持喇嘛易昌恕等重建，改七層為九層，于1935年建成，即今之“九層樓”。 
三層樓
一名吳僧統窟，晚唐稱吳和尚窟。代表窟之一。建于大中五年至咸通八年(851—867)之間。窟主吳和尚即晚唐河西都僧統洪?。覆斗頂中心佛壇型窟。位于莫高窟南區北段底層。其上為第365窟(七佛堂)，頂層為第366窟，三窟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檐，即三層樓。
此上下三層洞窟似為吳和尚獨力開鑿的系列窟。主室為莫高窟面積最大之洞窟。室內馬蹄形中心佛壇上，存清代改修之宋塑九身，壇西沿背屏直接窟頂，繪唐及宋畫。四壁壁畫為重層，表層為西夏時所繪綠底千佛，色調單一，形象如出一模，缺乏生氣。1981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整修此窟壁畫時，曾發現底層晚唐壁畫，該畫色彩鮮麗如新，線條清晰，似為某種經變凈土說法圖中的水榭雕欄，以此可窺未變色的晚唐畫之一斑。窟頂為西夏浮塑貼金的團鳳四龍藻井，四披為貼金棋格團花圖案。甬道兩壁繪西夏說法圖及供養菩薩，南壁中部嵌清代《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木碑一方，北壁中部為藏經洞窟門。前室無畫。洞窟編號第16～17號，16窟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851～867）間。窟前倚崖統建三層木構窟檐，故俗稱“三層樓”，為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王道士主持修建，王道士于16窟甬道北側發現藏經洞，后編號為第17窟。因此三層樓也是為數不多的窟中窟。 
藏經洞
莫高窟第17窟，即藏經洞，亦稱“鳴沙石室”“敦煌石室”，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建于唐大中五年至咸通三年（851—862）間，原為晚唐河西釋門都僧統洪?的禪窟，洪?逝世后，其下屬僧徒或吳姓本家改禪窟為影堂。此窟平面近于方形，覆斗形頂，地面至窟頂高3米，北壁前建長方形禪床式低壇，壇上端坐一身泥塑坐像，為洪?高僧像。北壁畫二菩提樹，枝葉相接，以示洪?在菩提樹下坐禪。菩提樹東側畫一比丘尼，雙手捧持對鳳團扇；西側畫一近事女，一手持巾，一手執杖。西壁嵌有大中五年洪?告身碑一通。窟內因發現數以萬計從公元4世紀到11世紀的古代佛經寫本、社會文書、絹畫、刺繡、法器等文物，故而俗稱“藏經洞”。
清光緒二十六年（即1900年，一說二十五年）五月，道士王圓箓清掃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甬道北壁有一小窟，據《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記載：庚子孟夏，新開洞窟偏北，復掘得復洞，內藏釋典充宇，銅佛盈座，“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志》）。但由于當時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致使出土文物流散至世界各地，其中文獻一般估計在5萬件以上，文獻種類在5000-6000種之間，90%左右是佛教文書，非佛教文書不足10%，包括官府文書、四部書、宗教典籍、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啟蒙讀物等；寫本文字除漢文外，還有藏文、于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等。此外，還有若干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小樣和畫具等文物。
【藝術分類】 
壁畫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壁畫指在石窟甬道、四壁及窟頂上所繪的佛畫。敦煌石窟崖質屬酒泉系礫石巖層，由積沙與卵石沉淀粘結而成。卵石堅硬、金石難琢，沙層疏松、稍碰即落，不適于雕刻。故古人于鑿窟之后，在壁頂及墻面抹泥灰涂白粉，令其平整再繪畫于上。由于畫壁較石刻費工少，易于描繪細節，豆人寸馬均可精繪入壁，所以表現佛經內容及時代社會風貌，都較石刻廣泛、豐富、詳盡．這是敦煌石窟有別于其他石窟的最大特點和獨具的優勢。從數量上講，敦煌石窟現存壁畫約五萬多平方米，最大畫幅40余平方米。從時代上講，自十六國晚期的北涼，到蒙元時代，代代相因，鑿窟彩繪，千年不衰。
從內容上講可分：
(1)尊像畫。如釋迦牟尼佛、彌勒佛、阿彌陀佛、七世佛、三世佛、三身佛、五方佛、十方諸佛、賢劫千佛、觀音菩薩、大勢至菩薩、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地藏菩薩、迦葉、阿難、舍利弗、東南西北天王、力士、藥叉、天龍八部、羅漢、婆藪仙、梵天、帝釋、維摩詰和高僧以及漢密藏密內容的千手千眼觀音、千手千缽文殊、不空羂索觀音、怖畏金剛、密跡金剛、明王、雙身像等單幅畫像。這類畫像在敦煌石窟各代洞窟中均有大量描繪。
(2)佛傳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今世從入胎、出生、成長、出家、苦修、悟道、降魔、成佛以及涅槃等被神化了的傳記性連環畫。
(3)本生故事畫。繪述釋迦牟尼佛過去若干世忍辱犧牲、救世救人的善行。如“薩埵太子舍身飼虎”、“尸毗王割肉貿鴿”、“九色鹿本生”、“睒子本生”、“須達拏太子本生”、“毗楞竭梨王本生”、“虔阇尼婆梨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
(4)因緣故事畫。描述釋迦牟尼佛度化眾生的事跡。如“沙彌守戒自殺緣”、“微妙比丘尼緣”、“須摩提女緣”、“五百強盜成佛緣”、“難陀出家緣”以及《賢愚經》中多種因緣故事。
(5)漢族神話題材圖畫。如東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媧、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開明、飛廉、雷神、礔電、方士、羽人、虺龍九首等．以上(2)到(4)類題材壁畫，多繪于早期的北涼、北魏、西魏、北周及隋代洞窟內。
(6)佛教史跡畫。描繪佛教傳播中的歷史人物、事件、佛教圣跡、遺跡和靈異感應事跡以及各種瑞像的畫圖．如“張騫出使西域”、“釋迦浣衣池”、“釋迦曬衣石”、佛圖澄各種神異故事、“楊都金像”、“石佛浮江”、“隋文帝請曇延法師祈雨”、“尼波羅水火池”、“犍陀羅雙身像”、“舍利弗、毗沙門決海”、“張掖西影寺瑞像”、“酒泉郡釋迦像”、“圣者劉薩訶事跡”以及“五臺山圖”、“唐僧取經圖”等。據統計這類題材有六十七種之多，從唐初到宋、元的石窟中皆有繪制，以中晚唐、五代最盛。
(7)經變畫。是釋迦佛所宣講的佛經的圖畫。這是敦煌壁畫中的最主要部分，入畫最多，且貫串于各時代。共三十余種、千余壁，尤以唐至五代為盛。如降魔變、涅槃經變、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寶雨經變、阿彌陀經變、藥師經變、觀無量壽經變、法華經變、觀音經變、華嚴經變、金光明經變、楞伽經變、報恩經變、報父母恩重經變、天請問經變、思益梵天請問經變、金剛經變、勞度叉斗圣變、密嚴經變、佛頂尊勝陀羅尼經變、熾盛光佛陀羅尼經變、梵網經變、賢愚經變、地藏菩薩與十王廳以及水月觀音經變等。
(8)供養畫。即出資造窟、繪塑佛畫佛像的功德主、窟主及其眷屬的供養人畫像和出行圖。供養人身份包括僧尼居士、王公貴胄、高官軍將、世家大族、士庶百姓、行人社眾、畫師塑匠、仆婢倡優、西北各民族民眾及國王、王子、中外商旅等，五千余身。如“晉昌郡太守墨離軍使樂廷瓌供養像”，“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供養像”，河西和瓜沙節度使張議潮、張淮深、張承奉、曹議金供養像；于闐國王李圣天，于闐太子從連、琮原，于闐公主、甘州回鶻公主供養像；吐蕃持缽僧宜、掃灑尼姑、愿“舍賤從良”的奴婢母女供養像等。出行圖如河西節度使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宋國河內郡夫人宋氏出行圖、曹議金出行圖等。早期供養像多為單身，少有仆從，畫面較小，中唐以后，供養人畫面漸大，畫中除窟主外，眷屬、兒孫、仆從乃至亡父母盡皆入畫，像身也與人等高，且詳書官爵銜位，已有顯赫官位家世、以佛窟為家廟的意味。
(9)裝飾圖案畫。繪于窟頂的平棋、藻井，佛龕的龕楣、龕柱、龕沿以及佛像的頭光、身光，人物服飾，供桌，地毯，壁畫邊飾等。紋樣有花草、蓮荷、枝葉、蔓藤、果實、飛天、化生童子、獅虎、飛馬、盤龍、鳥禽、狩獵、火焰、星辰、云氣、回紋、矩紋、聯珠、菱格等及其組合變化。飾紋多樣，色彩絢麗。現代建筑、印染織品、裝飾物等每有用為借鑒。由于敦煌壁畫延續繪制千年不斷，其藝術和內容對研究中國繪畫史及古代社會歷史，尤其是西北地區歷史具有很高的價值。 
彩塑
敦煌石窟藝術內容之一。敦煌石窟是建筑、雕塑、壁畫三者結合的立體藝術。雕塑是石窟的主體。由于敦煌石窟開鑿在礫巖上，所以除了高達二三十米的南大像、北大像為石胎泥塑外，余多為木架結構。其制作過程是：在自然長成的與佛像姿勢相近的樹枝上，或人工制作成的木架上束以葦草，草外敷粗泥，再敷細泥，壓緊抹光塑像成形，再上白粉，最后彩繪，故名彩塑。
敦煌彩塑上起十六國，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鶻、西夏、元直到清代，歷時千余年，現在尚存彩塑三千多身，其中圓雕兩千多身，浮塑一千余身。基本完好的原作一千四百余身，其余大半經過后代上彩或重塑，有的已部分或全部失去原作面貌。但像莫高窟這樣，保存古代彩塑之多，歷時之長，技藝之精，在中國和世界上都是罕見的。
敦煌彩塑藝術風格的發展、演變可分三個時期：
(1)早期——發展期，包括十六國、北魏、西魏、北周四個時代，歷時一百八十年。早期洞窟形制有三：1．禪窟，塑像在正龕。2．方形或長方形殿堂窟，塑像置于正龕或南北壁列龕內。3．中心柱窟，塑像置于長方形柱四面之龕內。從佛像類別上分，有彌勒像、釋迦像和釋迦多寶并坐像，以表現的事態分，有說法像、禪定像、思惟像。中心柱四面多為苦修、禪定、降魔、成道等像，主尊兩側多有侍從菩薩，形成一佛二菩薩的格式。早期彩塑多以彌勒為主尊，這與當時傳自西域的彌勒信仰有密切關系。
(2)中期——極盛期，包括隋唐兩個時代，歷時三百多年。隋唐時代絕大多數洞窟為方形殿堂式，一般都在正面大龕里列置以佛為中心的群像。一窟之內少則三五身，最多達到二十八身。佛像有釋迦牟尼、阿彌陀、彌勒等。兩側侍從有佛弟子(阿難、迦葉)、菩薩(觀音、勢至)以及天王、力士、高僧、供養人等形象。有的洞窟塑造三世佛(過去、現在、未來)，三身佛(法身、報身、應身)或涅槃像。個別大窟設置大型佛像，如創建于延載二年(695)高達33米的“北大像”(第96窟)和創建于開元九年(721)高26米的“南大像”(第130窟)，兩者均為“善跏坐”彌勒像，在上小下大如錐體洞窟里，顯得格外莊嚴神圣。又如第148窟李太賓建造于大歷十一年(776)前的涅槃像和第158窟吐蕃時期建造的涅槃像均長16米。涅槃的釋迦牟尼右脅而臥，神情恬靜自然，表現了佛教所要求的“涅槃為樂”的最高境界。像后有弟子，或塑或繪以各種姿態表達對釋迦牟尼的哀悼。唐代的高僧影像，屬于肖像雕塑。塑造于大中五年(851)的洪?的禪修像，便是代表作之一。
(3)晚期——衰落期，包括五代、宋、西夏、回鶻、元幾個時代，歷時四百六十多年。
五代、宋屬于瓜沙曹氏政權時期，由于政治上的安定，經濟上的繁榮，建立了都勾當畫院和伎術院，有一支專門開窟造像畫壁畫的隊伍，繼承晚唐時代殿堂中心佛壇窟形制，塑像置于中心佛壇上，多者一鋪九身。早期彩塑主尊多為主體性圓塑，脅侍多為高浮塑，飛天、羽人、龍頭、鳳首等附屬性題材則多屬模制影塑(亦稱影壁)，大量侍從弟子、菩薩，則以壁畫表現。總之，以多種手法表現以佛陀為中心的說法場面。早期彩塑傳自西域，但人物造型、衣冠服飾，無不隨著地域、時代的不同而演變發展。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前，面相豐圓，肢體拙壯，鼻直眼大，肩寬胸平，或直立或端坐，均少動態。佛像多著通肩式或右袒式紅色袈裟，衣紋密集而突起，類似犍陀羅雕刻手法，但隨即變為陰刻線紋。菩薩則高髻寶冠，發披兩肩，上身半裸或斜挎“天衣”，腰束長裙。塑像的塑造手法簡練，色彩明快，神態端莊，許多方面都可看出漢晉雕塑傳統與西域佛教造像互相融合的痕跡。這與敦煌“地接西域”、“華戎所交”的歷史環境是分不開的。
太和改制以后，漢式衣冠流行于北方，南朝的“秀骨清像”和藝術風格，隨著東陽王元榮出任瓜州刺史而傳入敦煌，特別是西魏時期的塑像，面貌清癯，眉目疏朗，褒衣博帶，大冠高履，西域式菩薩已演變成南朝士大夫形象，表現了“通脫瀟灑”的神情。
隋代短暫的三十余年中，出現了大量彩塑，內容豐富，手法多樣，風格不一。如迦葉像，有漢像，有胡像，有扁頭像，有切面像，正在探索各種人物的典型形象和新的民族風格。唐代是敦煌彩塑的黃金時代，不僅善于造大像，更精于與人等身的群像。一鋪塑像中佛居中位，形象最大，觀音、勢至脅侍兩側，僅次于佛，阿難，迦葉是佛的近侍，但由于道行果位不高，形象略小于菩薩。胡跪在蓮花上的供養菩薩等級更低，形象更小。踩于天王腳下的怪人(地神)，則是佛國里的藥叉，形象最為卑小丑陋。在一鋪塑像中，神的身份、地位、職能和表情，各不相同，如佛的莊嚴慈祥，菩薩的溫雅嫻靜，天王的威武雄強，力士的粗獷猛勇，供養菩薩的虔敬忠誠，都不僅表現了不同的類型性格，也透露出內心情思。
唐代彩塑在長期的探索中逐漸形成了各種人物的典型和民族藝術風格，如聰慧英俊的阿難，老成持重的迦葉，特別是菩薩，盡管千姿百態，而豐腴的面貌，“S”形姿態，金碧輝煌的色彩，溫靜恬淡的神情風采，在女性化的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人物豐濃，肌勝于骨”、“濃艷豐肥”的時代風格。畫史上所謂“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敦煌不一定有楊惠之的作品，但寫實傳神的特點，都體現在敦煌唐代彩塑中。晚期保存彩塑不多，內容風格承襲唐代余緒，而藝術性則已不如前代。但在造型上仍具有曹氏畫院彩塑衣紋厚重的特點。敦煌彩塑，雖然塑造的是神靈，寄寓著幻想的天國，但作為古代遺留下來的藝術作品，從泥塑到上彩等各個方面都閃耀著無名匠師們的聰明智慧和創作才能，發揮了高度的藝術想像力，體現了“塑容繪質”高度結合的表現技法，使唐代彩塑登上了輝煌燦爛的鼎盛時期，鮮明地展現了敦煌彩塑的民族風格。 
建筑
敦煌石窟建筑形式的規制。敦煌石窟的各類窟形名稱，除少數(如大像窟之類)外，均不見于文字記載，亦未聞口頭流傳。將其歸類命名，并以形制規之，并非古時稱謂及范制，而是今人據其特點而取名。
敦煌石窟各類窟形的形式，乃是根據不同時期的宗教儀軌、世俗信仰的要求、民族審美觀，并結合當地巖石質地因時、因地制宜發展演變而成，以后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人們所承認，成定式而稱形制。其分類大致如下：
(1)中心塔柱窟。因窟中心有方形柱而得名，方柱柱地撐頂，居窟之后半部，四面開龕(少數為一面或三面開龕)，前半部為人字披頂。這種形式，為循借印度、新疆支提窟之形式并結合漢式人字披頂而成的一種窟式；它除受印度、新疆造窟形式影響外，還與佛徒當時修習禪行、繞窟巡禮、坐禪觀像有密切關系。北朝窟多為此類窟形，其典型者如北魏第254、248窟，北周第428窟等。
(2)覆(倒)斗頂形窟。因窟頂形如覆(倒)斗而得名。窟形平面呈方形，這種形制受漢墓形式影響，窟內多西壁開一龕(也有少數為南、西、北三壁各開一龕、或無龕)。此類窟形最多，各時代均有，為敦煌石窟的主要形式，隋唐兩代較集中。典型者如西魏第249窟，北周第296窟，隋代第420窟，初唐第220、323窟，盛唐第328、45窟及中晚唐第159、156窟等。
(3)殿堂窟。形式與覆斗頂形窟大致相同，區別在于殿堂窟有中心佛壇，壇上塑像，壇前有階陛，壇后有背屏直接窟頂(也有個別無背屏者)，信徒可圍繞佛壇右旋環通，禮佛觀像。這類窟多大型，建于唐代后期及五代，典型者如晚唐第85、196窟，五代第98、146窟，榆林窟第25窟等。
(4)大像窟。即塑有北大像的初唐第96窟、塑有南大像的盛唐第130窟以及榆林窟塑有大像的第6窟等。
(5)涅槃窟、七佛窟。券頂，橫矩形窟。西壁有橫貫全窟的佛床，上塑佛涅槃像(如中唐第158窟、晚唐第148窟)或七佛并坐像(如中唐第365窟)。這類窟按形制，本應稱橫長形券頂窟，因初始即以“涅槃窟”、“七佛窟”稱之，今仍循舊稱。
(6)禪窟。主窟左右兩壁各開鑿僅供坐禪用的小型禪窟三個或四個，是專供禪僧習禪修行、禮佛觀像之洞窟，如北涼第267—271組窟、西魏第285窟。
(7)僧房窟。主要供僧人生活起居的洞窟，也兼有修禪打坐之功用。此類窟，形無定制，現多廢棄。
(8)影窟。為紀念高僧而建的影室(也有生前原為該僧修禪行的禪窟)，頂為覆(倒)斗形，內塑高僧像，壁繪侍女等。如晚唐第17窟。
(9)瘞窟。為安葬僧人尸骨的洞窟，形無定制，多在莫高窟北區。
【價值】
歷史價值 
敦煌石窟營造以及歷史過程，敦煌的悠久歷史，當地有影響的世族與大姓，以及敦煌同周圍民族與西域的關系，在歷史中沒有或很少記載。敦煌石窟有成千上萬個供養人畫像，其中有一千條還保存提名結銜。供養人像和題記，生動、豐富、真實地提供了許多歷史狀況和歷史線索。使我們了解了與敦煌歷史、敦煌石窟營建史有密切關系的陰、索、李、翟、張、曹等各世家大族的史事，他們營造敦煌石窟的史實。都是研究張、曹歸義軍統治時期敦煌歷史的珍貴資料。還使我們了解不同歷史時期，拓跋鮮卑、吐蕃、吐谷渾、回紇、黨蒙古等少數民族政權在敦煌的活動，各民族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及他們的文化藝術；反映了唐代的儀衛制度、奴婢制度、吐蕃官制、歸義軍政權的管制等。
本生、佛傳、福田經變、彌勒經變、寶雨經變、楞伽經變及供養人題記，可幫助我們了解古代經濟生活的狀況。如農牧業方面，有耕作、收獲、捕漁、制陶、家畜飼養、狩獵。莊園收獲圖與寺院收獲圖，告訴了我們唐代莊園與寺院經濟的消息。手工藝方面有鍛鐵、釀酒、制陶、紡線、織褐、皮匠、制鞋、畫匠、伎匠、塑匠、紙匠、木匠、石匠、打窟人、金銀匠、弓匠、踏師。商業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銀行、木行、弓行等。據藏經洞文獻記載，稱匠的共有二十余種。將壁畫與藏經洞文獻結合研究，可反映出古代敦煌地區手工業和商業的面貌。法華經變、涅盤經變提供了古代軍隊操練、出征、征伐、攻守的作戰圖，及兵器裝備的寶貴形象資料。
敦煌壁畫中保存有屬于體育屬性的資料，如騎射、射靶、馬技、躍馬、相撲、角力、舉重（舉象、舉鐘）、弈棋、投壺、武術、游泳、馬球、蹴鞠等。
敦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之地”，過往胡商，漢賈必經之地，也是從事絲綢貿易與中轉之地。壁畫中描繪了中原與西域商人在絲綢之路上東來西往，相望于道的景象。如北周第296窟的福田經變，一邊是高鼻深目的胡商，牽著載有貨物的駱駝，另一邊是騎馬的中國商人，趕著滿載貨物的毛驢，相遇在橋上。同時也透出了古絲綢之路經商貿易的艱難險阻的消息。如隋代第420窟的法華經變，商隊趕著滿載絲綢的駱駝和毛驢，路遇大批武裝的強盜，商隊的財貨被搶劫一空；唐代第45窟觀音經變，一群胡商趕著毛驢，載著絲綢在山谷中遇到了強盜。
絲綢之路即是貿易之路也是外交往來、文化交流之路。敦煌壁畫也有圖像的記載，如唐代第323窟描繪了出使西域的西漢使臣張騫；五代、宋第98、454窟描繪了出使印度的唐代使臣王玄策；中唐、五代、宋的第231、237、98、61、72窟描繪了西行求法和活躍于河西走廊的名僧劉薩訶，莫高窟第126窟、榆林窟第2、3、29窟刻畫了唐僧玄奘西天取經的事跡，東來傳教的著名僧人安世高、康僧會、佛圖澄在唐宋的第323、9、108、454窟也有描繪。
古代社會生活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喪嫁娶等民俗風情場景在壁畫中無處不見。盛唐到西夏時期的彌勒經變普遍描繪了婚嫁圖，表現了佛經所言，彌勒世界人壽八萬四千歲，“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的內容。圖中表現了唐宋時期敦煌地區廣泛流行兩種不同的婚俗，一種是受漢人傳統文化的影響，男方行聘娶婚，即男方行聘，迎娶新娘，回家成婚；另一種是西域民族風俗，男就女家行禮，行入夫婚。壁畫中的婚娶圖細致表現了婚禮場面的設置：在庭院搭設帳篷，宴請賓客的禮席，圍設新婚夫婦拜堂的帳帷和新婚夫婦居住地青廬。還表現了婚禮儀式的全過程：新郎迎親、樂舞助興、拜堂成禮、莫雁之禮、共入青廬、舉行洞房同牢合巹之禮。又如自北周至宋代的故事畫微妙比丘尼、善事太子入海品、佛傳、涅盤經變，表現了古代的喪葬習俗，描繪停棺為亡人舉哀，出殯送葬、殯葬的喪葬過程；還描繪了行后土之祭，構置墳塋（修筑墳墓四周圍墻）、設壙埋葬、地面起墳（堆土堆）的土葬埋葬方式。
敦煌石窟的彩塑和壁畫，大都是佛教內容：如彩塑和壁畫的尊像，釋迦牟尼的本生、因緣、佛傳故事畫，各類經變畫，眾多的佛教東傳故事畫，神話人物畫等，每一類都有大量，豐富，系統的材料。還涉及到印度、西亞、中亞、新疆等地區。可幫助我們了解古代敦煌以及河西走廊的佛教思想、宗派、信仰、傳播。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佛教中國化的過程等等，對研究敦煌地區佛教史和中國佛教史都是極其寶貴的資料。
藝術價值 
敦煌石窟營建一千年歷程，時兩漢以后長期分裂割據，時值中國歷史上兩漢以后長期分裂割據，走向民族融合、南北統一，臻于大唐之鼎盛，又由巔峰而式微的重要發展時期，在此期間，正是中國藝術的程序、流派、門類、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也是佛教藝術傳入后，建立和發展了中國的佛教理論和佛教宗派，佛教美術藝術成為中國美術藝術的重要門類，最終完成了中國化的時期。敦煌石窟藝術，綿延千年，內容豐富，數量巨大，其藝術形式既繼承了本土漢晉藝術傳統，吸收南北朝和唐宋美術藝術流派的風格，又不斷接受、改造、融合域外印度、中亞、西亞的藝術風格，向人們展示了一部佛教美術藝術史及其中國化的漸進歷程。又是中國藝術與西域藝術往來交流的歷史記載。對研究中國美術史和世界美術史都有重要的意義。
從中國繪畫美術的門類角度看，敦煌石窟壁畫中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畫都有千年歷史，自成體系，數量眾多的特點，都可以成為獨立的人物畫史、山水畫史、動物畫史、裝飾圖案畫史。特別是保存了中國宋代以前即10世紀以前如此豐富的人物畫、山水畫、動物畫、裝飾圖案畫的實例，這是世界各國博物館所未見的。敦煌壁畫中有音樂題材洞窟達200多組，繪有眾多樂隊、樂伎及樂器，據統計不同類型樂隊有500多組，吹打拉彈各類樂器40余種，共4500多件。敦煌藏經洞文獻中也有曲譜和其他音樂資料。豐富的音樂資料圖像數據，展現了近千年連續不斷的中國音樂文化發展變化的面貌。為研究中國音樂史，中西音樂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資料。
敦煌石窟大多數洞窟的壁畫幾乎都有舞蹈形象，有反映人間社會生活、風俗習尚的舞樂場面和舞蹈形象，如西域歌舞、民間宴飲和婚娶舞樂；有經變中反映的宮廷和貴族燕樂歌舞場景；有天宮仙界的舞蹈形象，如飛天的舞蹈形象，供養伎樂等。還有藏經洞保存的舞譜及相關資料。舞蹈藝術是無法保留的時空藝術，古代的舞蹈形象，我們現代人已知之甚少，就敦煌石窟舞蹈形象的珍藏而言，堪稱舞蹈藝術的博物館，保存了無數高超的舞蹈技巧和舞蹈藝術形象，代表了各時代舞蹈發展的面貌及其發展歷程。
敦煌石窟藝術中有十分豐富的建筑史資料。敦煌壁畫自十六國至西夏描繪了成千成萬座涉及不同類型的建筑畫，有佛寺、城垣、宮殿、闕、草庵、穹廬、帳、客棧、酒店、屠房、烽火臺、橋梁、監獄、墳塋等等，這些建筑有以成院落布局的組群建筑，有單體建筑。壁畫中還留下了豐富的建筑部件和裝飾，如斗拱、柱坊、門窗，以及建筑施工圖等。長達千年的建筑形象資料，向我們展示了一部中國建筑史。可貴的是，敦煌建筑資料的精華，反映了北朝至隋唐四百年間建筑的面貌，填補了南北朝至盛唐建筑資料缺乏的空白。此外，不同時期，不同形制的800余座洞窟建筑，五座唐宋木構窟檐，以及石窟寺的舍利塔群，都是古代留存至今的寶貴建筑實物資料。
科技價值 
本生、佛傳故事畫、彌勒經變、法華經變，有許多耕獲圖，表現一種七收的內容。圖中展現了北周到西夏600多年間敦煌地區農業生產的面貌，使我們了解當時農業生產的全過程：農夫一牛拉耕，二牛拉犁（二牛抬杠）耕地，婦女持裝籽種的籃子播種，頭戴笠帽，手持鐮刀的農夫，收割成熟的莊稼，男子掄連枷打場，男子以木杈、木锨，女子用簸箕、揚籃揚場等，壁畫中還逼真地描繪了各種農業生產工具，除上述提到的工具之外，還有直轅犁、曲轅犁、三腳耬犁、鐵鏵、耱、耙、鋤、鐵锨、扁擔、秤、斛、斗、升，特別是盛唐第445窟彌勒經變中出現的能調節耕作深度的曲轅犁形象，為我們提供了當時最先進的農耕工具的唯一的珍貴圖像數據。
敦煌作為中西交通的樞紐，在壁畫上不僅留下了商旅來往的活動情況，還留下了寶貴的交通工具的形象資料。他們有牛馬駝騾、驢象舟船、車轎輿輦等。常用的交通工具車輛類型各異，牛車有“通牛車”、“偏牛車”、敞篷牛車，馬車有駟車、駱車，還有駱駝車、童車、獨輪車等，特別是保存了中國為世界交通做出獨有貢獻的獨輪車、馬套挽具（胸帶挽具和肩套挽具）、馬蹬、馬蹄釘掌等珍貴的圖像數據。西魏第285窟、北周第296窟五百盲賊皈依故事畫，表現了騎著戰馬的騎兵，與身穿褲褶的步兵（強盜）作戰的場面，畫面上畫出了馬鎧，它是保護戰馬的防護裝備，古稱具裝，或具裝鎧。第285窟馬鎧的形制齊全，從保護馬頭的“面簾”、到保護馬鞍后尻部的“寄生”一應俱全。反映了漢代已有的具裝，到北朝時期已發展為玩唄成熟的保護裝備。馬鎧的產生和發展是中國為世界軍事裝備所作的獨有貢獻。
敦煌保留了珍貴的圖像數據。隋至西夏的尊像畫、藥師經變中的佛、菩薩、弟子手中及供桌上給畫了玻璃器皿、有碗杯缽瓶盤等器型，它們呈透明、淺藍、淺綠、淺棕色，器型、顏色與紋飾表現出西亞薩珊風格或羅馬風格。說明了這些玻璃器皿是從西亞進口的。壁畫不僅反映了古代玻璃工藝的特點，還反映了中西的玻璃貿易。公元1900年6月22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敦煌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圓箓在清理今編第16窟的積沙時，于無意間偶然發現了藏經洞（即今第17窟）。從中出土了公元4-11世紀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5萬余件。這一震驚世界的發現，為研究中國及中亞古代歷史、地理、宗教、經濟、政治、民族、語言、文學、藝術、科技提供了數量極其巨大、內容極為豐富的珍貴資料，被譽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古代學術的海洋”。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獻的豐富內涵和珍貴價值，不僅受到中國學者的極大重視，而且吸引了世界許多國家的眾多學者競相致力于對它的研究，遂在本世紀形成了一門國際顯學——敦煌學，在20世紀國際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內大放異彩。 |
